文:吴 杰 出生于70年代初的我,因为是“独儿子”的缘故,跟随当乡村教师的父亲,在校园度过了童年。与随同母亲在乡下的几个姐姐和妹妹,我幸运得多。 学校位于低洼处,因为有一棵年代久远的枫叶树,而被成为“枫湾”。学校的主体建筑是一套四合院,应该是原来地主的庄园。木架子瓦房,房间很多,也够宽敞,我记忆最深的是位于阁楼的底层,有一间黑屋子,不知原来的用途,潮湿阴暗,散发着腐烂的霉味,我与其他老师子女却乐此不疲地经常在此玩捉迷藏,胆小的女生一般会望而却步。虽然我经常吃不饱,比不上他们双职工子女养尊处优,在玩打仗游戏时,因为比他们多了农村的阅历,我经常被奉为“司令”,油然而生一种“优越感”。 我记忆最深的还是管总务的雷老师,他是河南人,一家五口、双职工,住在我们隔壁。他的河南腔很重,在我看来和豫剧的唱腔差不多。他喜欢就着一根大葱吃面条,总是吃得津津有味。我父亲是学校教导主任,我与雷老师的儿子年龄相仿,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,我们两家也成了好邻居,受邀到他们家吃饭,我成了“常客”。在凭公分来分粮的岁月里,类似我们半工半农、女多男少的家庭生活是很困难的,但雷老师心很好,每年春节前等到老师放假都走了,总会把提前偷偷留下的一些公家的钱,借支给我家买粮食。 夏天到了,令我记忆最深的那个夏天,无疑是最幸福的夏天,学校的校园地丰收了!放暑假了,学生已经全部离校,老师还要进行学期总结。我没有回到乡下,跟随父亲赖在学校,最大的甜头就是能蹭上几顿有油水的饭食。一天下午,父亲到村小检查工作,四五点了还没见回来,我的肚子有些饿了,叫得比外面的鸣蝉还响。 伙食团飘来阵阵芝麻烧馍的焦香,我情不自禁地直咽口水。 “明娃子,分馍了”,雷老师那纯正的河南腔在此刻是那么的诱人。 我拉开房门,飞也似地冲到了伙食团,紧紧抱着洋瓷碗般大小的馍馍,生怕丢了似的,快步回到宿舍,迫不及待地掰下一块,狼吞虎咽地吃开了。眨眼功夫,一大半个馍馍进了我的肚中。 “爸爸还没有吃,我要给他留一些”,我心里盘算着。但还是忍不住诱惑,时不时又掰下一块吃开了。馍馍所剩无几,父亲还没有吃到,我心里却总觉得不安。 “明娃,明娃”,纯正的河南腔又在叫我的名字,我很忐忑地走到伙食团,雷老师又把一个馍递到了我面前,盛馍的筲箕已经空了。 “我已经领了”,我小声地说道。 “给你,你拿着”,雷老师不容拒绝地把馍塞给了我。 拿着馍,我满怀狐疑地回到宿舍,望着馍发怔。 “等会该不会让我把馍退回去吧”,我心里直打鼓。 老师们陆陆续续领到馍回到了各自宿舍,院内也安静下来了。 “我的馍馍呢?”,陈老师的声音很低。 “发完了,每位老师一个”,雷老师在解释。 “可我没领到”,陈老师有些气愤。 我听到了从城里分到学校的女教师陈老师与雷老师争辩的声音。 “这是咋回事”,雷老师自言自语。 院内,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,大办公室的钟声滴答滴答地响着。 “鹏娃子,把馍馍拿一个来给陈老师”,雷老师在叫他的儿子。 雷老师家是双职工,他们家应该分两个馍馍,他把其中一个拿出了让给了没有分到馍馍的陈老师。事情仿佛就此解决了。想到雷老师一家五口就吃那么点大的馍馍,我真想把馍馍拿出去还给他们。我没有这么做,下不了决心,没有勇气,还是于心不舍?年少的我是不会这么拷问自己的! 这个四合院是没有秘密的。隔了会,我听到教体育的杨老师在和陈老师交谈: “明娃子好像领了两次馍馍”。 天快黑了,院子里很静,我心跳的声音是那么清晰。我把自己关在屋里,没有出门,仿佛小偷似的。 父亲回来了,我把事情给他讲了。 “爸爸,我们把馍馍还回去吧”。 父亲没有说话,一脸的严肃,又掰了一块馍馍给我,“你快吃,一定饿坏了吧”。我想到了在没有秘密的四合院中不只是把馍馍还回去那么简单,父亲严肃的表情和简单的话语中透射出一种暗示,或许就是那个岁月才有的复杂心情。 原来的学校已经迁走了,四合院不复存在了,变成了老百姓的土地。今天经过这里,我驻足停留了一会,脑海中浮现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情景。 地里庄稼长势很好,绿油油的,在阳光的照耀下透亮。 |